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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大贪:硕鼠如虎 记者:苏杨       2016-11-04 标签:仕 鉴



村官的生财之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村官大贪”。
在任十年,商河县郑路镇斜庙村原党支部书记甄兆忠疯狂虚报冒领小麦、玉米直补款33.5万元,累计涉及土地面积上万亩。为大肆敛财,他不断触碰党纪国法的底线,最终将自己送上被告席。
2016年7月27日,商河县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甄兆忠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47岁的甄兆忠是个“老村干”,早在2005年就当上了斜庙村村主任,负责该村村务工作。因为能说会道,在帮助处理村里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上比较热心,他很快得到村民的拥护和信任。2007年至2011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2011年至2014年,担任村支部书记。
据甄兆忠案发后交代,他一想到自己家还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出行的工具还是一辆骑了多年的破旧摩托车,心里就特别不平衡,总以为自己张罗着为村里修了广场和水泥路,应该得到回报。特别是每当看到很多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而自己身为一村之长,却连翻修自家老房子的钱都没有,心里更觉得憋屈。觉得吃亏就开始找补,甄兆忠最大的心事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致富心切加自律不严,使“想方设法”变成了“不择手段”。
近年来,国家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群众,按照种植面积大小发放直补款。斜庙村是一个大村,全村人口超过1700人。看到每年有大量的钱款补贴给村民,甄兆忠认为这是一个迅速发家致富的好门路,既不用操心受累,还来钱很快,就把歪脑筋动在这些补贴款上,将国家的惠农政策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第一次犯罪的时间很早,我记得是在2005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战战兢兢,生怕被人发现,虚报的面积也不是很多。2008年以后,农户种植棉花和蔬菜的少了,种小麦的增多了,相应的补贴面积也增加了。于是,我在实际增加的基础上又虚报了一部分。慢慢地就收不住手了,一直虚报下去。”据甄兆忠供述,他起初只是想先弄点钱翻修一下家里的老房子,后来尝到甜头,就越来越不满足,胃口越来越大,家里修建的三层楼、孩子结婚时的开销、购买家用轿车等大项支出多来源于他贪污的补贴款。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甄兆忠在担任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十年时间里,贪污数额累计达到33.5万余元,涉及土地面积上万亩。
为了让自己的犯罪行为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甄兆忠还给自己找了个“搭档”。合适的人选很快出现了。一次闲聊时,在村委会担任副主任的苑宪军向甄兆忠透露,他在村委会干活工资太低,自家经济条件又比较差,所以准备辞职,外出打工多赚些钱。
“何不拉他一起干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甄兆忠多次请苑宪军到自己家吃饭,一起抱怨工作清苦收入少。几次试探后,甄兆忠告诉苑宪军,他想虚报冒领一些补贴款,有钱了才好为村里多做点事,自己也能赚点辛苦费。这想法让苑宪军大为赞赏,两人一拍即合,共同把黑手伸向补贴款。

山东“小官贪腐”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今年7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全省检察机关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暨查处“小官贪腐”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情况。截止到7月,今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539人,占立案总人数的24.5%,挽回经济损失2812万元;共查办“小官贪腐”职务犯罪案件1561件2065人,占立案总人数的93.8%。
这些案件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较为突出;共同犯罪,窝案、串案现象突出;发案环节集中;作案时间跨度长,次数多: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影响坏、危害大。以下是四起典型案例分析。
2006年至2013年,王伟在担任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民政办公室主任期间,伙同报账员李升锋,利用各自职务便利,采用虚报、截留及收入不入账的手段,套取国家低保、五保补助金及国家优扶补助资金等,共计32.7万余元;王伟单独贪污国家补助资金及慈善捐款13.6万余元;李升锋单独贪污国家补助资金1.5万余元。法院以贪污罪,分别判处王伟、李升锋有期徒刑十一年、五年。
2011年至2014年,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太平村原村委会主任吕则锋、原村委委员吕则刚、赵爱美在协助镇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费用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利用发放周村区孝妇河整治改造工程、新华医疗器械厂征地工程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职务之便,采用虚报冒领手段,套取国家补偿款35.99万元。法院以贪污罪,分别判处吕则锋、吕则刚、赵爱美有期徒刑四年、三年、三年。
2010年至2011年,李传林利用担任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现金出纳的职务便利,多次挪用“三资”服务中心资金共计264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贵金属、房产等营利活动。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李传林有期徒刑六年。
2012年至2014年,张法全利用担任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建委主任的职务便利,在负责实施危房改造工程中,与该镇镇政府党政办公室科员李立民、司法所所长谭瑞道、畜牧站站长谭瑞爽、副镇长盖中锋合谋,采取伪造危房改造审报材料的手段,骗取国家危房改造补贴资金15.74万元。此外,张法全单独贪污国家危房改造补贴资金1.34万元;收受贿赂1.8万元,为他人在申请危房改造补贴资金方面提供帮助。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张法全有期徒刑十年零三个月;以贪污罪,判处李立民等4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不等的刑罚。



“苍蝇的体格,老虎的胃口”
一提到“大贪”,人们往往会与“位高权重”联系在一起。“小官”因职务、级别、地位不高,不易引起关注,人们也很难想象“小官”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原供职于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的李华波,仅仅是一名股长,凭一枚假公章,就伙同他人侵吞公款9400万元。这笔款相当于鄱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1/4。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贪腐数额令人触目惊心。
“这简直是‘苍蝇的体格,老虎的胃口’。”浙江省乐清市纪委的张瑶瑶表示,这些“小官”虽然官职不高,却握有实权,直接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其腐败行为往往使老百姓有切肤之痛。
江苏省如东县纪委的蔡爱红表示,“小官大贪”现象说明腐败与职务高低、权力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如东县近两年查办的基层案件来看,“小官大贪”现象也逐步显现。2013年,该县查办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件,2014年达到了5件,涉案人员绝大多数为副科级以下,甚至无职级。但涉案对象大多负责各种款项的代征、代收、代管,或者负责管理具体的工程项目,如农村的小型水利工程、道路铺设工程等,贪腐的很多都是民生项目的资金。
“小官大贪”多发生在身处单位重要岗位、掌管关键环节、拥有相对较大决定权的公职人员群体。河南省荥阳市纪委的姜艳艳表示,这些“小官”往往在所在单位“说一不二”,一旦思想滑坡、权力失范,就会出现权力寻租、变现的违纪违法现象。
浙江省诸暨市纪委的寿玉萍表示赞同:“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贪腐的本钱是权力,而非职级。”在她看来,一个小会计、小出纳,或者一个小科员、小村官,或多或少都有人、财、物、事权,可以卡人咽喉、权力寻租,可以监守自盗、靠山吃山。“纵观各地爆出的‘小官大贪’案件,有个突出特点是贪腐的触点多、燃点低,可以这么说,凡有权力之处,不管权大权小,因其岗位地位,都有贪腐可能。”寿玉萍表示。
“‘小官大贪’本质还是权力滥用。权力无论大小,都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重庆市涪陵区纪委的张振表示,整治“小官大贪”,重点在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要在基层推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落实,通过制度约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牛栏关猫”现象。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注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梁少清以李华波案件为例,李好赌成性,作案期间频繁出境赌博,如果能及时发现、尽早查处,就不至于任其鲸吞近亿元公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针对‘小官’的工作生活细节、个人的性格特点,监管人员要有敏锐的‘嗅觉’,要多打听‘张家长、李家短’,经常扯扯袖子、咬咬耳朵,采用警示谈话等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好预防工作。”梁少清表示。
(文据《检察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

■延伸阅读




“硕鼠”的四大特征
小干部官虽不大,却握有实权,直接与基层群众打交道,腐败行为直接侵害群众的利益,往往使老百姓有切肤之痛,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小官”腐败腐蚀的是社会风气,蚕食的是民众对反腐斗争的信心,损害的是社会和谐之基。
涉案过亿的社区主任
特征:数额特别巨大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原主任于凡,在东滩社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在确定开发商、签订开发合同等环节,向开发商索要好处费5000万元用于个人生意投资和生活花费。以“打价格差”等方式通过承揽土方、砂石、地材等工程项目获取非法利益,总涉案金额上亿元。2015年3月,经雁塔区纪委研究,决定给予于凡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目前,在城市拆迁,特别是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像于凡一样利用手中权力,侵占集体和群众利益的贪腐案件时有发生,其影响和危害不容忽视。

收受百万“好处费”的村官
特征:村官大贪
江西省莲花县高洲村原党支部书记谢建兵在任期间,与某企业老板方某达成该村3931亩的毛叶岭山场流转协议。两人私下商定流转价1140万元,却向村民宣布流转价为880万元,剩下的260万元作为“好处费”流入了谢建兵个人的腰包。莲花县纪委决定给予谢建兵开除党籍处分。2015年初,谢建兵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追回全部赃款。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群众都在寻找脱贫出路,而身为群众致富“带头人”的谢建兵,以欺骗的手段侵占群众利益百万元,性质十分恶劣。

侵占村集体巨款的小会计
特征:关键岗位的硕鼠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纪委在调查海门街道枫山村原党支部书记陈春招违纪案件时,发现该村出纳姚巧巧多次违规挪用村集体资金。经和有关部门联合调查发现,姚为满足自己和情人消费挥霍,多次挪用村集体资金,每次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月底银行要出对账单,其情人就用PS技术篡改对账单,蒙混过关。截至案发前,姚共计挪用村集体资金388万余元。2015年4月,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雁过拔毛”的民政干部
特征:直接侵害群众利益
云南省凤庆县纪委收到反映该县郭大寨彝族白族乡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办主任罗世海,在给低保户办理业务时违规收取费用问题的举报。
经查,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罗世海在任乡社会事务办主任并负责民政工作期间,私自以民政办的名义安排全乡11个村委会违规向低保户收取材料复印等业务费28.6万元,其中22.8万元由罗世海保管支配。2015年3月,凤庆县纪委监察局给予罗世海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处分。
本案涉案金额虽然算不上非常巨大,但在直接受害者——低保户的眼中无疑是性质恶劣的“大贪”行为。罗世海作为一名民政干部,不但没有认真履行扶危济困的工作职责,还滥用职权、巧立名目,违规向“低保户”收取费用,给低保户造成了经济损失,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